用“核心一边缘”模式理论去考察古代汉水流域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从新旧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先民们不仅在汉水流域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政治活动，而且逐渐形成了以汉中盆地、南阳盆地以及宜襄平原和随枣走廊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汉水中上游地区成为诸多割剧政权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反复沦为战区，大量的羌、獠、蛮等部族迁入域内，与土著汉民混居，出现传统农耕文化与獠蛮采集渔猎文化并存，导致汉水流域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但这种局面很快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改变，随着冬小麦种植被引入汉中盆地后并得到一定普及，汉水流域的农业又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汉水流域不仅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其农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入唐后，在本区已有五六千年种植历史的稻作农业，不仅取得了超迈前代的发展，而且汉水流域还是唐朝重要的小麦生产基地，特别是“畲田”经济的兴起，使流域内中上游地区的丘陵和山地得到了大面积开发。
唐代以后，汉水流域农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萎缩趋势，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也在逐渐减弱。北宋时期，虽然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朝廷的重农政策，促使汉水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流域的经济重心由中上游地区开始向下游江汉平原转移，表现出与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相一致的趋势，二是多种经营日益普遍，农业商品化倾向逐渐加强；南宋时期，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为抗金、抗蒙前线，虽然南宋朝廷极为重视流域内的屯田、营田，以解决巨大的军粮需求，促使域内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毕竟是在民族战争的刺激下的一种非正常繁荣，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明清时期外来流民大量涌进中上游的秦巴山区和下游的江汉平原，土地垦殖幅度剧增，垸田围垦大兴，农经作物结构更新加快，农业生态地理环境问题格外突出，域内农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与汉水流域内经济发展变迁相一致的是，其行政区划以唐朝为界也发生了一次明显的变化：唐代及其以前各个时期，由于汉水流域山相连、水相衣、路相通、习相近，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集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相对同一的区域，并且这一区域对建都秦岭以北关中平原的各皇朝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缓冲和后院屏障作用，因此，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自然就划归同一个一级行政区；唐朝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迁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崛起，不仅农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萎缩趋势，而且对国家政治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主道地位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军事地位已无法与秦汉隋唐王朝时相比，汉水流域逐渐被分割在较多的一级行政区变化。汉水流域行政区划的这一变化给其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地处各省的边缘，不属于建设重点，加之行政分割加剧，区域协调发展日差，经济愈来愈落伍，以至沦落为当今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在其自身的演进中，以物质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与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通的。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初期具有重要地位的早期汉水流域人们的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决定了其精神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必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作为中华文化渊源的楚文化（中华文化从其渊源上说主要是由我国早期的南、北文化融合而成的，而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与殷人和周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或北方文化相并列的楚文化）是根植于汉水文化的：汉水文化不仅以其奇妙性、神秘性、自由性、幻想性、浪漫性的品质和精神孕育、催生、滋润了楚文化，从而形成了文化发生学上汉水文化→楚文化→汉代文化→中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使中华文化内在地存在着 “楚风汉韵”的文化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