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享受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长期以来的资源低价或无价，导致人们掠夺性地开采和使用资源，一方面挑肥弃瘦的开采造成了资源本身的浪费和闲置，没有实现资源使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过渡采用资源导致资源的短缺，出现了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能源危机。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国北方广大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其中汉江是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由于污染等问题使汉江源头水资源总量减少。因此，需要通过价格和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汉江水源地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一、资源价格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
累积效应不仅使汉江水源地的经济与生态矛盾增强，也使水源地与各流域段之间的经济与生态矛盾扩大、加剧。因此，“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汉江水源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视角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当然，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基于供求关系状态和交换双方对未来预期的讨价还价过程，而使其价格的决定和形成更为复杂。
（二）外部性理论基础
外部性是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之一，由于生态资源效应的溢出，使其出现了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生态资源供给者的收益小于成本而出现供给不足，相反地，污染提供者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使其供给过多，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基于外部性的生态补偿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源收益与成本的对等，保证生态资源的供给、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资源条件和生态伦理上的公平。
可见，生态补偿就是对生态资源外部效应的矫正。一方面，对具有外部经济性的生态资源提供者给予补贴，以提高其收益，鼓励其增加供给；同时，也体现了生态资源提供者保护、修复、培植生态资源等的劳动投入，使生态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劳动价值论等价原则的体现，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价值对等的平衡，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公平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对具有外部不经济的生态污染制造者给以征税、罚款、进行产权界定、甚至把相互影响的两个企业给以合并等措施，以提高其边际成本，减少供给。通过制度强制约束或激励企业的生态外部性行为，通过效应享受者对生态资源提供者的补偿，实现了共享生态资源效应的平衡，是生态资源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公平性的体现，也有助于实现生态资源共享的代际平衡，使生态保护的各种投入（包括劳动）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实物上得到替换，实现其再生产和资源的永续利用。从区位上来说，对于具有生态资源优势的区位，通过生态补偿既可以体现该区域人民为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等代价，又可以提升其从事生态破坏的机会成本，使既有生态资源得以持续保护和永续利用。对于生态脆弱的区位，生态补偿就是一种资本注入，可以提升其生态恢复、修复的能力，改善生态环境。
二、资源价格的转移定价模型
资源应该有价格，从而使资源的使用者、浪费者和环境污染者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在当今资源（能源）短缺环境质量恶化条件下，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自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由于自然资源的特殊性，因此，可以通过资源转移定价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资源价格的实现机制。
假定市场上只存在两类商品——生态产品和非生态的污染品，相应地也只存在两类企业——供给生态产品的生态企业和供给污染产品的非生态企业，整个市场由这两类企业分割占领，即总需求D= D11+ D21= D12+ D22，由于存在健康、环保等消费期望而使生态产品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大而平坦，而其供给曲线因为存在外部成本而弹性小且陡峭；对于污染产品则刚好相反，其需求曲线弹性小而陡峭，供给曲线弹性大而平坦。外在社会成本（污染的治理和预防费用）的存在使生态企业的平均成本较高而出现亏损（AC11- P11）；而对于非生态企业而言，由于不承担这部分社会成本而使其仅仅支付了产品的生产成本，于是出现了盈余（P21- AC21）。
如图所示： 横轴Q代表商品的数量，纵轴代表商品的价格P、生产商品的成本C和厂商的收益R，曲线D代表需求，D11代表生态企业的需求曲线，D21代表非生态企业的需求曲线。AC是平均成本曲线，它是一条“U”字型曲线，MC是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我们在此只考察其作为供给曲线的那一部分，即MC曲线向上倾斜的那一部分，它实际上就是供给曲线S。由于需求曲线就是厂商的平均收益曲线AR，因此其边际收益曲线MR递减得更快，即在其内侧向右下方倾斜，在此我们假定MR=AR，于是在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MR=MC）下，厂商均衡于MR（AR）与MC的交点对应的P和Q。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主要依据是商品的价格，即存在着需求与商品价格成反向变动的需求规律，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开始时生态产品的规模小且要求的均衡价格必然高，而非生态企业产品的规模大，且要求的均衡价格低，从而使生态企业及其产品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这时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护生态企业的生产，这种保护主要是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对非生态产品或企业进行征税，而给予生态产品或企业以补贴，使二者在价格上保持一致，由于正外部效应的作用使生态产品在等价格的条件下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从而促使其生产规模扩大。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在规模经济效应下，其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下方移动（AC11→AC12），即降低，这时其亏损额减少，政府补贴也就逐步减少（AC11- P11→AC12- P12）；相反，由于负外部效应的作用使污染产品在等价格的条件下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从而促使其生产规模缩小，在规模经济效应下，其平均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移动（AC21→AC22），即升高，这时其赢余额减少，（P21- AC21→P22 – AC22），这个过程的不断进行，其结果必然是污染产品的供给数量越来越少，生态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引导也逐步让位给市场的自主竞争。也就是说既符合政府的生态经济开发的战略导向，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目标要求。
这个转移定价模型的数量约束如下：
⑴假定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也就是说资源的使用必须在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范围内，因此存在着如下的资源约束条件：
，其中Q11表示生态产品的数量， 代表单位生态产品消耗的资源数量，Q21表示非生态产品的数量， 表示单位非生态产品消耗的资源数量， Qs表示自然资源总量。该公式说明一个社会所使用的资源数量不能超过社会的资源总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资源的数量平衡条件。
⑵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生态成本的平衡条件：
，其中KA表示资源的使用成本，KB表示生态的修复成本，KC表示生态管理成本，FA表示单位产品的资源使用费，FB表示单位产品的污染治理费，Q11和Q21的含义同前。该式说明整个社会的生态成本必须与生产这些产品的资源使用费和污染治理费相一致。
⑶生态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补偿金额： （非生态产品不享受生态补偿），其中S表示生态补偿金额，AC11表示生态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它包括生态资源的获取成本、产品的生产成本、污染处理成本和生态保护成本四大部分，P11表示生态产品的出售价格。
⑷生态建设和污染税总额： ，其中T表示生态建设税和污染税总额，t11是对生态产品生产所征收的生态建设和污染税，而t21则是对非生态产品生产所征收的生态建设和污染税，且t11< t21，即通过差别税率体现出政府对生态产业的政策支持倾向。
⑸生态补偿平衡条件： = ，即生态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补偿金额必须与从社会上征收的生态建设和污染税总额相一致。作为生态企业而言，其净补偿金额： ，其中NS表示生态企业所获得的净补偿金额，P21表示非生态产品的出售价格，AC21表示非生态产品生产的平均成本，由于是非生态产品，因此其成本就是其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该公式说明生态企业所获得生态补偿金额就是非生态企业缴纳的生态建设和污染税，其税收水平应与其获得的超额利润相一致。
三、汉江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一）水资源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汉江水资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汉江流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加剧。二是水质污染加剧，汉江干流：除白河、武汉两江段水质为三类外，其余江段均为二类水，汉江支流中一类水占3.2%，二类为占27.1%，三类水占51.8%，超过三类水标准的占17.9%，其中严重污染的河段占12%。三是汉江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四是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在城镇附近相当明显。五是流域内水资源开发步伐加快，上下游矛盾开始显现。六是生活污水排放加剧。从而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减少趋势，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1956－1998年系列资料统计，丹江口水库多年平均入库水量361.1×108 m3，占整个汉江流域的63.9%。1990-1999年丹江口水库平均入库水量为272.9×108ｍ3，较之1956-1990年丹江口水库平均入库水量386.3×108ｍ3减少29.4%。并据预测如果在枯水年份汉江可供调水量2010年只有18.9亿m3，仅相当于平均水量的22.8%，2030年则只有14.5亿m3，仅相当于平均水量的17.7%。
（二）水土流失现状
1.水土流失的自然原因
汉江流域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等地貌灾害广泛发育, 滑坡主要发生在以下的中、低山区, 其类型多样，其中，暴雨泥石流和雨水——滑坡型泥石流两个基本类型。
2.森林面积减少，加大了水土流失步伐
由于森林面积的逐渐减少，汉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使侵蚀不断加剧。其中，汉中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40%；安康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6.6%；商洛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49%。
3.水土流失面积大，治理效果不明显
由于原本水土流失的面积太大，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市县一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陕南的水土流失状况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如沿汉江两岸存在两条流失十分严重的地带，江北从汉江源头的宁强县到洋县长达150多公里的低山丘陵，地表土质松软裸露，是一处主要的流失区。另一处在汉江以南，从南郑县到西乡县长达180公里，这里每到汛期，泥沙就大量输送，堵塞河道、淤积塘库。
（四）水旱灾害现状
本流域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加、范围扩大、危害程度重。9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后期相比，灾害影响的范围由500平方公里扩大到1．6万平方公里。洪涝灾害，19世纪以来，平均5年1次；解放后平均2年1次；近10年来，几乎每年1次，而且灾情严重。
（五）生物多样性现状
汉江流域内有维管植物206科，1182属，4177种。其中蕨类植物29科，72属，270种；裸子植物9科，24属，46种；被子植物168科，1086属，3861种。单种科、属和稀少种科、属较多，起源古老。植物种类以秦巴山区最为丰富，秦岭有种子植物159科、995属、1550种，占陕西省植物科、属、种的89.83%、89.64%、39.67%。巴山北坡木本植物有104科、291属、1057种，占陕西省的58.76%、26.21%、27.05%。仅陕西省就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45种，绝大多数分布在秦巴山区。汉江湿地动植物种类繁多，特别是我国候鸟迁徙的中转、越冬和繁殖地，具有很高的生态地位。区内有鱼类3目8科53种；两爬类4目12科27种；鸟类16目35科150种；哺乳类5目11科32种。本流域内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被誉为“秦岭四宝”。
（六）矿产资源及开发现状
汉江流域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如在汉中已发现的90种矿产中，探明储量的有60多种，具有中型以上规模的有35种，潜在经济价值约1568亿元。境内略阳、勉县、宁强三县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带，被李四光先生誉为“中国的乌拉尔”，是全国五大黄金生产基地之一。铁、锰、镍、钛、锌、磷、蛇纹岩、大理石、石膏、石棉等矿产储量分别位居全国全省前列，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襄樊市矿产属湖北省主要矿产区之一。现已查明有37个矿种，200多矿点。其中金属矿藏主要有：铁、钢、铝、钒、铅、锌、金、银、钛、锰、钴、镓等；非金属矿藏主要有：磷、金红石、耐火粘土、重晶石、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萤石、石棉、煤等。属于大型或特大型矿床的主要有：磷、金红石、耐火粘土、重晶石、铝土矿等，磷矿总储量５亿吨以上，稀有矿种金红石总储量560万吨，居世界第三位。
（七）城镇生态环境现状
城镇生态环境人工化趋势明显，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低，功能弱，空气污染、噪声扰民、水体污染和垃圾围城，热岛效应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镇建设中地面硬化、湖滨河道石岸化、物种单一化、植被人工化、景观简单化等人工化趋势严重，城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降低。
（八）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现状
农药、化肥、农膜不合理使用和集约化畜禽养殖等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和非工业点源污染严重，农用化学品不合理施用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为了保证“一江清水送北京”，陕南地区先后关闭数百家企业，减少经济收入和税收。根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陕南地区关停的企业情况是汉中市采矿、冶金企业6家，总产值3533万元，产生税收43.35万元；黄姜皂素加工业19家，总产值37520万元，减少税收2200万元；安康、商洛关闭企业18家，总产值10408万元，减少税收1216.5万元。总之，为了保护汉江、丹江流域水质，陕南三市至少每年减少工业产值47928万元，减少税收3416.5万元。
（十）生态环境治理意识缺乏、治理资金有限
虽然汉江流域各地的政府官员对水土流失的严重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治理过程中也很尽力，但与南水北调工程对汉江流域水土保持要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首要原因是各级政府官员对治水先治源的认识还不十分到位。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汉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还存在工作不足的地方。如汉中市汉江南岸的流失带，本应是治理的重点，但直到现在该区域还没有一个县被列入国家南水北调水源区水保项目。
（十一）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不到位，“治标不治本”
位于陕西省境内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所在市县大多数都是陕西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很多县都是国定或省定贫困县。它们位于山大沟深的秦巴山区，这里的老百姓过去主要依靠山里的木材、矿产、林副特产发展经济，经济来源相对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像沿海发达城市的人们一样，可以轻易地从一个谋生方式转向另一个谋生方式。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后，陕南的矿产开发受到了很大限制，黄姜等存在加工污染的生态资源开发也受到了环保专家的责难，这些对当地老百姓的发展致富都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陕南的白河、略阳、凤县的一些老百姓对记者说，他们十分理解政府限制他们发展污染产业的举措，但是政府也要给农民指引一条既能环保又能致富的路子。不能简单地进行环保治理，这会使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却让当地农民承受了贫困压力。而且，如果政府没有给农民指出新路子，农民肯定还会走老路子，又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
四、水源地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通过调整损害或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将生态环境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自然资本或生态服务功能增殖的目的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实质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调整和改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的相关生产关系，最终促进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态补偿机制是指生态补偿实现的过程、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主体，谁来实施生态补偿和补偿给谁；客体，以什么为对象、载体和依据进行补偿；环体，就是保证生态补偿实现的各种外部条件的总和。
五、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基本模式
（一）生态补偿的投入型模式
所谓投入型补偿就是根据生态修复与生态保护过程中的各种投入作为补偿的基本依据，确保生态保护者的物质利益及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保护的核心是增加自然的承载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其工作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相应地，投入也包含在这三个层面之中。⑴生态正常运行的护持。即确保现有生态设施发挥作用、现有生态资源发挥效应所需要的各种投入。⑵已破坏生态环境的修复。破坏生态的修复一靠自然力量，二靠人力强制。但由于自然生长运行的规律，使得已破坏生态本身的承载能力就低下，其自我修复能力也就弱，因此需要人力强制修复，如水土流失、沙漠化需要外力修复、培植等，相应地也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污染治理等。
（二）生态补偿的效应型模式
所谓效应型补偿就是根据生态资源所发挥的效应，或者以没有该生态资源将会带来的损失来确定生态补偿的额度。在无法确定投入成本或生态资源效应远远大于投入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生态资源的效应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经济效应、健康效应和生态平衡效应。
（三）生态补偿的预期型模式
预期型补偿是指一项生态资源的补偿依据于该资源消耗或培植，在未来进行实物补偿或实物消耗时所需要的成本或能发挥的效应。具体来说，包括两个层面：
1.预期成本补偿：是指一项生态资源的补偿依据于该资源现期消耗在未来修复或生产相应替代品所需要的成本。假定某一项生态资源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其生产成本为零。
2.预期效益补偿：培植一定资源的动力来自于对它的利益追求，一项资源未来经济利益的现值只要大于当前的投入成本就会推动一部分企业或个人投资该资源。因此，政府只要通过政策杠杆把需要培植资源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利益，并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就可以激发人们的生态资源培植动力。
（四）生态补偿的综合型模式
综合型补偿就是在确定生态补偿额度时综合地考虑成本、效应与预期三大因素，既要使生态保护的投入成本得以补偿和替换，又要使生态资源的供给者、维护者参与生态资源效应的利益分享。
生态投入补偿实现了生态生产的持续性，生态效应补偿实现了生态资源的共享和利益互惠，这既是公平性生态伦理观的体现，又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友好相处的体现，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投入型、效应型、预期型、综合型四种模式，为生态补偿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思路和参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机制。
